当前世界粮食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

　　作者:田亚雄，来源:中信建投期货研究发展部

　　小孩:妈妈，天气太冷了，为什么不生火?

　　妈妈:买不起煤?

　　小孩:为什么买不起煤?

　　妈妈:你爸爸失业了?

　　小孩:爸爸为什么失业了?

　　妈妈:因为煤太多了。

　　寓言不过是真实世界的变了形式的表达。

　　例1:2006年10月，乌克兰开始颁布粮食出口限令，官方的表达是保护国内面粉、等相关行业的加工商免受供应短缺的威胁。而实际上，乌克兰国内根本消化不了那么多粮食。在出口限令实行5个月后，由于出口配额有限，不少粮食积压发霉，导致有些粮食交易商不得不把积压腐烂的粮食倒进黑海。

　　例2:海地的水稻种植有200多年历史，持续的处在自给自足的水平，直到90年代初期海地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IMF的贷款条件是海地实行自由贸易，将水稻35%的进口税降至3%，随后美国将过剩的大米强加给海地，这样倾销的后果是海地本国的大米因为价格没有优势而卖不出去，最后大量的饥荒和难民出现，但米并不匮乏。

　　因此我们真实面对的粮食危机不属于粮食供给不足问题，而是粮食能源化、金融危机对粮食市场损害以及不合理粮食贸易制度等深层次原因长期影响了世界粮食市场的稳定性。

　　粮食危机的基本面要素:天气扰动，生物质燃料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热钱投机和农业发展不均衡。

　　所有粮食都来源于农作物，主要是农作物的种子或块根。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所以粮食生产是一个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既面临市场风险又面临自然风险，从而具有天然的外部性。

　　因为人口和耕地资源并不是均衡的分布，粮食的跨地理空间运输是重要特征，生产集中而消费分散这是粮食供应韧性不足的本质。粮食贸易跟生命相关，那么牵扯的秩序都相对脆弱，其格局与利益分配也必将更为复杂。

　　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研究直觉可能错了。认知的第一步不应该局限在从哪里去弥补物流问题遗留的小麦，玉米，葵花籽的缺口，而真正定价的要素是给予给出的供应焦虑，各个国家会出台怎么样的政策来稳定农产品供应——比如需求国的提前购买和出口国的粮食贸易保护，这种奖入限出的政策将形成示范效应，裹挟着担忧情绪把缺口进一步曝露和放大。

　　在1960年后，全球农业有了化肥的加持，亩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十年前，我们已经看到国际粮农组织对人类彻底解决饥饿抱有乐观态度，甚至做出粮食供应将转变为全面过剩的判断。因此很反大众直觉的是:粮食危机并非是对全球粮食总量意义上的担忧，而是不均衡分配，或者说国际市场粮食分配话语权不对等造成的事故。此时的语境下，决策者考虑的不是全体人类的消费者剩余的利益，这是资本逐利的杰作。

　　从最近的历史归纳上看，2007年全球曾一度出现了对粮食危机的担忧，从身处去归因是天气扰动，生物质燃料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热钱投机和农业发展不均衡。

　　A.天气扰动

　　极端气候影响广泛而深刻极端天气体现了全球热量平衡的改变，进一步引发了全球温度和降水的异常，其影响广泛而深刻。有机构提示2020年是全球气候紧急保卫战打响的“元年”，最为突出的指标是全球的气候变暖，数据表明工业革命以来，人为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已达到0.87℃，如果按当前增暖速率，预估在2030—2052年将达到1.5℃;而且一旦升温达2℃，将带来一系列的自然灾害。

　　在2020年和2021年的两次拉尼娜的洗礼下我们见证着巴西大旱及大豆的减产，见证着太平洋另一侧的东南亚暴雨和棕榈园的泥泞。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系统的混乱是系统性变化，我们正面临着不断消融的两极冰盖。细思极恐的是我们并不知悉下一个糟糕的天气在何处发生。但这也在让未来农产品供给侧有深刻的担忧。

　　B.生物质燃料的发展——FOOD OR FUEL?

　　在更大一点的宏观语境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肆意扩张遇到了两个天花板——气候危机和能源危机。前文有表述人类活动正加剧着气候变暖，而这正成为文明的威胁，这是多次IPCC会议和巴黎协定的内在动机。而能源危机的潜台词是地球积累了数亿年的太阳能被消耗殆尽，这个太阳能积累一部分指化石能源，一部分指土壤里面的有机质。

　　在1960年以来的石油农业，或者说化肥的使用已经让大量的土壤肥力缺乏，大范围酸化，使其恢复肥力极可能要求数十年的休耕，这在长期里也让化肥的用量逼近了天花板。

　　更值得表述的是一次能源的供应瓶颈已经成为深刻时代命题，在清洁能源的探索上，福岛核泄漏是一次重大的挫折，核能这个曾经的重要可选项被淘汰。清洁能源的发展不得不依赖暂时尚有瑕疵的技术。

　　在长远的规划上，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目标是理想的，未来目标是以纤维素，绿藻等不可食用的生物作为核心投料，但这些技术离成熟的商用推广还有很长的距离，部分内容甚至还没有出实验室。

　　降低对原油的资源的进口依赖，构建其能源安全的稳定性，是生物质能源的发展的主要理由，但真正让相关国家矢志不移见顶推行，补贴加码的动机，我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追问。

　　过去一个月很超预期的是，原本阶段性的放宽生物柴油的强制掺混义务，植物油的平衡表就有望即可宽松，价格下行，甚至成为了主流的预期，但现实的翻牌是:

　　1、3月20日，印尼政府表态并不考虑调整B30政策，甚至继续研究B40的可能性。(B30是指强制性掺混30%生物柴油的政策)，该政策下每年印尼将有900万吨左右的棕榈油用于生柴生产。

　　数据来源:中信建投期货研究

　　2、2022年4月7日，EPA的决议拒绝了这些小型炼油厂的掺混豁免申请。美国生物柴油需求正加速推升着豆油需求。

　　数据来源:中信建投期货研究

　　在上一次粮食危机的讨论里，生物质燃料被广泛提及，Food or Fuel的争论不绝于耳，其特殊性在于，生物燃料生产带来的农产品新增需求是突变的，并有一套严密经过时间验证的价格支持机制为生柴产能的扩张保驾护航，这对于农产品需求侧的变化，较之于平坦的食用消费曲线，是颠覆性的，同时也让平衡表更加脆弱。在2007年和2022年都见证着需求的激增和其对价格向上的贡献。目前美国36%的玉米，巴西55%的甘蔗用于乙醇制造;全球20%、美国41%、巴西51%、阿根廷17%的豆油，东南亚23%的棕榈油，全球20%、欧盟64%的菜油用于生物柴油制造。

　　数据来源:中信建投期货研究

　　C.全球农业的发展不均

　　有限的12个生产和出口粮食的国家，生产量和出口量占到世界的70%，构成了垄断市场。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几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粮食产量充裕的国家以经济发达的地区居多，主要有美国、加拿大、欧盟、俄罗斯、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其粮食总产量、单产和人均占有量都比较高，其中仅美国的粮食出口曾经一度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近些年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凭借本身消费量的粮食，不仅成为储粮大户，更控制了世界粮食出口量六成以上。跟共识不同的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大国多数是发达国家，这背后的逻辑是粮食就是垄断一切的东西。全球农业的发展不均，这也是全球粮食分配不平等的起因。

　　曾有学者指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重低估投资农业的必要性”。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本国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加快建设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往往容易采取片面重视工业、轻视农业，重视出口、轻视自给的做法。

　　“富国对农业的补贴是(穷国)发展的障碍，它削弱我们的经济，让我们的农民变得越来越穷。”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

　　发达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加剧了国际粮食市场上的不平等竞争，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严重冲击了它们的粮食和农产品生产，使这些国家的农民面临更为穷困的处境。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一直坚持高额农业补贴政策。以美国为例，2002--2007年，美国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欧洲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粮食危机很可能并不涉及全球粮食的总量缺口，而来自于分配的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下，粮食正成为国际政治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在这一点上“仓禀实，天下安”的意识不分国界。

　　因此，在植物育种跨越式发展的当下，“粮食危机”的现实可能是俄乌冲突下，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基于谨慎性的考虑，出台一系列的“限出奖入”的粮食贸易政策，在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全球粮食的缺口被放大和曝露。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7月26日，全球共有69个国家(地区)针对197种农产品实施了3485项与疫情相关的农产品贸易措施。出口限制措施1015项，约占29%，涉及品种包含稻米、小麦、玉米、蔬菜、食糖、植物油等。

　　D.跨国农业巨头的垄断

　　西方农业跨国公司通过世贸组织等机构，限制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口税和贸易管制政策，借以挤垮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操控全球农产品贸易、定价、检测标准，随后便乘虚而入，游说这些国家农业主管部门放弃传统的、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农产品种子，引进由它们提供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以及新的培植技术，建立新的农产品加工销售网络，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基本农作物从育种到种植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并从中攫取暴利。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首先是由于农业跨国公司和大型贸易商的垄断行为，他们控制了从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粮食加工和向粮食进口国的供应。

　　——《失窃的收成——跨国公司的全球农业掠夺》

　　全世界最重要的十几家跨国企业同同掌控着全球食物链。其中由嘉吉、ADM、路易达孚和邦基等几个跨国农业公司组成的粮食卡特尔，实际上拥有对几乎整个世界农产品市场的绝对控制权。

　　目前跨国农业公司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覆盖了种子、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等生产资料部门，并在过去的十年间，通过并购和充足渗透到下游的养殖业和畜牧业，以至于相当程度控制了农业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且这些环节的科技含量高，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为跨国农业公司带来壁垒。

　　在这些激烈的技术竞争中，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锁定，加强东道国的技术依赖和减少技术产品效益外溢，维持其在核心技术上的垄断优势。但这样的以利润追逐，而非平等为导向的商业行为并不会顾忌全体人类的消费利益，在特定的时间里，可能进一步加剧农产品紧缺的风险。

　　来自国际粮农组织FAO的数据:

　　在近期FAO国际粮农组织的报告中指出:远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发生之前，我们就在多种主要因素的作用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难以实现到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饥饿和各种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当前，疫情及相关防疫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4年开始收集粮食不安全经历分级数据以来，全球层面的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一直在缓慢上升，从2014年的22.6%升至2019年的26.6%。随后在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该发生率的升幅几乎为以往五年的总和，达到30.4%。也就是说，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2020年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短短一年里新增3.2亿人，从20.5亿增至23.7亿。

　　预计2020年全球共有7.2亿至8.11亿人口面临饥饿。如取其中间值(7.68亿)，那么2020年饥饿人数比2019年增加约1.18亿。

　　非洲21.0%的人口面临饥饿，相比之下，亚洲为9.0%，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为9.1%。从人数看，世界上食物不足人口半数以上生活在亚洲(4.18亿)，三分之一以上生活在非洲(2.82亿)。

　　近三分之一世界人口(23.7亿)在2020年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短短一年内增加了近3.2亿人。2020年的预计增幅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

　　这其中的近40%，也即世界人口的11.9%或近9.28亿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说明他们已没有粮食，甚至一整天吃不上东西。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在2019年至2020年间的升幅也相当于2014年至2019年的总和，2020年重度粮食不安全人口新增近1.48亿人。

　　2022年粮食危机的忧虑，凝视和展望

　　在过去，有种流行的说法——谁掌握了黑土地，谁就掌握了财富密码，乌克兰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黑土地，东欧大平原广袤平整，加上温带大陆性气候，这是天然的农业高产地区。

　　所有粮食都来源于农作物，主要是农作物的种子或块根。由于农作物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和周期性，所以粮食生产是一个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既面临市场风险又面临自然风险，从而具有天然的外部性。

　　本次粮食安全讨论的最大背景是受地缘政治牵连的是世界的天下粮仓俄乌二国，2022/23年度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量合计调低1700万吨、玉米调低800万吨，大麦调低400万吨。俄乌冲突过后，每月黑海地区120万吨的植物油贸易将受到影响。

　　粮食安全的讨论有个关键的问题——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是长期性的，或者说，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时间是否并不取决于俄乌和谈的最终结果，而是一次关于世界秩序的重构。我对此的看法是长期的，是悲观的。

　　在这样的背景里，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被击碎，在对抗而非合作的世界关系里，粮食分配的不均，或者对于分配不均的潜在担忧，将作用于后续的粮食贸易的政策制定，而奖入限出的政策及其示范效应才是当今“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农业发展的不均衡和跨国农业寡头或加剧这类担忧。

　　我们很可能处在历史即将喷涌而出的时刻，即使我们可能对此毫无准备。最近对于粮食危机的广泛讨论尚未展开，但风险客观存在。我理解危机的解除极可能并非完全依赖农产品平衡表供应的宽松改善。

　　我们有趣的观察到，虽然USDA的农产品的库存已经边际改善，但美棉，美豆油等品种仍在刷新高点。人为的政策变动对趋于平衡表有颠覆的能力，而这些政策预期又很难跟踪和证伪，这是当下农产品多头氛围的本质性原因。

　　粮食安全的担忧还牵涉到，对于人类文明有关集体福祉的抉择、有关道德进步的考验。

　　“目前正在加剧的全球粮食危机并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金融时报》，2009年